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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 澎湃新聞記者 周頔 攝
2023年是中國經濟走出疫情沖擊、恢復發展的第一年。面對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等重重挑戰，恢復之路雖顯曲折，但依然實現了穩健前行。該如何看待2023年的宏觀形勢？展望2024年，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又將如何行穩致遠？
12月29日，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的專訪。他表示，當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近年來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貨幣支付能力不足。其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提高住戶部門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在短期內則需要通過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
姚景源建議，應加力財政政策對企業穩就業的支持力度，將存量支持政策轉向增量支持政策，通過補貼等形式支持企業增加雇員，吸納青年就業者。此外，他也談到3%赤字紅線或可以適當放松一些，釋放財政政策空間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刺激消費、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核心在增加消費者收入
澎湃新聞：回望即將過去的2023年，中國經濟在恢復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風險挑戰。想請問您如何評價2023年的宏觀發展形勢？
姚景源：2023年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是極不平凡的一年，我們面對的內外環境都充滿挑戰：國際上，俄烏戰爭和巴以沖突還在持續，整個世界的貿易保護主義都在抬頭，逆全球化泛起；再看國內，持續三年的新冠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和沖擊，進而更深層次的矛盾也有所顯現。
總結起來，可以說是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相互影響，長期問題和短期問題并存，結構性問題和周期性問題疊加。面對著這些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在黨中央堅強正確領導下，中國經濟還是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就。
從宏觀經濟主要指標看，全年的經濟增長率應當會達到5%以上，可以實現年初預期的目標。在經濟增長保持一個較快速度的同時，經濟發展結構也在優化。如果從全球視角看，2023年中國經濟超過5%的增速，應當說我們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還是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從物價指標看，過去一年，歐美發達國家和相當數量的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高通貨膨脹的壓力，對民生的影響尤甚，而我國的物價水平則維持在了低位區間。在評價宏觀經濟的時候，我們更要重視通貨膨脹對民眾基本生活會產生多大影響，如果把中國現在的低物價水平放到整個世界經濟當中去比較的話，就能看到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好成就。
從就業指標看，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維持在了5%左右，總體說穩就業工作還是積極進取的，總量上也實現了年初設定的新增就業目標。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當下就業面臨的結構性問題，特別是青年人就業壓力突出，這是個需要優先解決的重大課題。
從國際收支平衡看，盡管上半年出口遇到了一定困難，但下半年進出口數據由負轉正，也實現了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一方面得益于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健全，擁有強大生產力，能夠在短時間以較低成本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實實在在的政策措施，支持外貿企業出海搶訂單。
從經濟增長率、物價、就業、國際收支四個主要宏觀領域看，2023年中國經濟較好地實現了年初預期目標。中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增長作了貢獻，據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測算，2023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達到甚至超過30%。
澎湃新聞：2023年中最受社會關注的高頻數據當屬CPI，多個月份CPI同比增速跌入負值區間，有人對經濟是否面臨通縮風險產生了擔憂。您怎么看當前的物價走勢？
姚景源：2023年我國物價一直維持在低位運行，我分析是兩個原因所致。
一方面，近年來我國加大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市場的產品供應十分充分，不存在短缺情況，為穩定價格提供了基礎支撐。過去影響物價波動的很多因素，特別是豬肉價格等，目前都處在低位。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成果，為物價平穩奠定了良好基礎。
另一方面，當前中國經濟社會也確實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三年疫情對全社會帶來的影響依然還在，很多人的收入增長幅度回落，也有很多人的收入本身就受到了影響，進而反映到消費上就出現了需求不足。
我不贊成用通貨緊縮來描述當前的經濟形勢。通貨膨脹是指在信用貨幣制度下，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超過經濟實際需要而引起的貨幣貶值和物價水平全面而持續的上漲。那么與之相反，通貨緊縮則是指整個市場流動性不足、貨幣供應量低于市場流通需求量。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1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10%，流通中貨幣（M0）余額同比增長10.4%。此外，11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9.4%，這些數據都顯示出我國貨幣政策是穩健且積極的。
澎湃新聞：正如您所說，當前經濟面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您覺得要怎么定義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可以被刺激么？您怎么評價當前刺激需求、刺激消費的政策？還可以采取哪些辦法？
姚景源：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針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矛盾提出的。從概念出發，需求可以分為外部需求和內部需求，內需又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當前我國面臨的需求不足主要是指內需中的消費需求不足。
支撐消費需求的因素有兩個，一方面是購買欲望，另一方面是貨幣支付能力。從購買欲望的角度看，以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肯定還是有購買欲望的。如果觀察不同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可以發現，越富裕的人購買欲望越低，而低收入人群的購買欲望是很高的。
早在2023年初，有觀點認為隨著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可能會出現報復性消費，我當時就不贊成這個觀點，因為即使有報復性增長的購買欲望，居民部門也沒有支撐報復性消費的貨幣支付能力。因此，理解有效需求不足應當認識到，基本是由于貨幣支付能力不足所導致的。
因此，刺激消費、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核心還是在于增加消費者收入，從根本上講還是要依靠改革。
國民收入分配有三個主體：政府、企業和城鄉居民。我國城鄉居民收入部分的比重，在全球來看低于平均水平。因此，黨中央、國務院也提出不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確保居民收入保持穩步增長，近年來，住戶部門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在不斷提高。
加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也就意味著政府和企業部分將有所減少，而企業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相較之下就需要在政府分配部分做文章。但我也不贊同簡單地給政府砍預算，因為我國政府承擔著很多職能，需要資金支撐。現在要做的就是繼續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政府機構，削減三公開支，轉移給居民部門推動消費增長。
建議對企業吸納就業給予補貼，3%赤字紅線或可適當放松
澎湃新聞：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將失業率與CPI構建成為反比模型，2023年我國勞動力市場也呈現出了一些新特點。盡管調查失業率維持了總體穩定，但青年人失業率高企。隨著2024年更大規模的高校畢業生投入勞動力市場，您怎么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不平衡？有什么建議？
姚景源：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貨幣支付能力，從短期看最直接的方式還是要增加就業。因為居民有了就業就有了收入，就擁有了消費能力。
從年齡結構看，青年人才是消費的主體，2024年要特別關心青年人就業，要把解決青年人就業問題放在第一位。此前對就業的政策支持偏向于穩定存量，即通過減稅降費、通過延遲五險一金等社保繳費，減輕企業負擔，讓企業不減員、不裁員。
然而2024年我認為應當由存量政策轉向增量政策，也就是通過政策鼓勵企業增加雇員，增加市場上的就業機會。
以前采取的減稅降費等措施可能已經不足以讓中小微企業應對當前問題了，我建議對企業采取補貼政策。一些觀點建議通過消費券等形式補貼個人消費，我倒是主張國家將財政支持政策放到支持就業上去，鼓勵企業增加就業，從而讓青年人能夠就業，能夠消費。
澎湃新聞：我們看到，目前市場機構預測我國2024年經濟增速或將放緩。怎么看這樣的預測么？
姚景源：當前影響消費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未來的預期。如果全社會對未來的預期由弱轉強，本身也是對消費的一種刺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所謂有潛能的消費就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有效益的投資亦然。
當前中國經濟確實面臨著內外部環境的壓力與挑戰，但我覺得，越是困難，越能體現我國機制體制的優越性。在沒有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國的機制體制優越性并不明顯，但遇到困難、復雜的局面時，我們的機制體制優越性就將展現。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24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這其中，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三個“穩”與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的四個“進”相互作用。要通過“3+4”這7項工作，不斷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
我相信2024年中國經濟會取得高質量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新成績。
澎湃新聞：展望2024年的三駕馬車，消費是否還能堪當拉動經濟增長的大任？2023年遭遇較大壓力的外貿進出口能否有所回暖？此外，投資是否還會加力？又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姚景源：2024年，依然要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和出口的支撐作用。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14億人已經全面小康，這就是最大的比較優勢。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改革方向都要圍繞國內大市場、國內大循環，要讓消費這架馬車更好發揮基礎作用，這一點上我們是有潛力的，也能為中國經濟增長發揮更大作用。
從投資來講，中國投資尚未飽和，還有相當大的空間。首先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中央財政增發了1萬億元國債，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全部安排給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災后恢復重建和彌補防災減災救災短板，整體提升我國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在涉及民生福祉的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我們仍然還有很大投資空間。
其次，我認為應當用3到5年時間讓整個工業裝備水平上一個新臺階，推動工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這也是投資的需求所在。通過提高工業裝備水平和工藝水平，推進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數字化及高質量發展。
至于房地產投資，2024年將依然保持恢復狀態，將會重點推進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三大工程”。房地產將拉動鋼鐵、水泥、建材、家具電器等上下游產業鏈，2024年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在此過程中也要避免盲目投資，要根據中央安排穩妥化解地方債務問題。2023年地方新發債約4.6萬億，機構預測本輪提前批額度或將達2.7萬億。這可以支持地方將舊債先還上，讓地方政府放下包袱，提高積極性。
從外貿進出口來說，還要積極爭取，盡最大努力做好出口工作。當然也要轉變思維，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澎湃新聞：對于2024年宏觀政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對此您還有什么具體的建議？
姚景源：對于宏觀經濟政策來說，貨幣政策更多是總量政策，而財政政策更多是結構性政策，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不單單是總量問題，所以需要財政政策適度加力來調整結構。剛剛提到了，希望財政政策能出臺直達企業端的補貼措施來支持青年人就業，也需要財政政策在支持科技創新方面有所作為。
對于貨幣政策，我認為重點還是要解決中小微企業等民營經濟遇到的融資問題，要給他們更好的宏觀貨幣環境，讓他們能夠獲得更低成本的信貸扶持。
此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特別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不能一只腳踩油門，另一只腳還在踩剎車。
此外，我也建議多年來一直堅守的3%赤字紅線或許可以適當放松一些。
赤字率紅線設定為3%是參考了歐盟上世紀90年代的標準，當時歐盟以此約束其經濟基礎較差的成員。實際上相較于美國、日本、歐盟，我國的杠桿率、赤字率均較低，赤字率仍有空間可以適當再大一些。
如果提升了赤字，物價水平也會適當抬升，與之相對的居民收入也會增長，企業積極性被調動，產品質量效益也會提升，會形成社會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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